【正文】        摘   要:作为在清初产生的一部楚辞研究著作，和同时期的其他较有代表性的楚辞研究著作相比，《楚辞灯》在注释方法、体例安排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许多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使得《楚辞灯》在楚辞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关键词:《楚辞灯》  林云铭  独特性
        清初产生的楚辞研究著作较多，在对屈原和楚辞思想的阐发上，总体表现为两种趋势。其一以王夫之《楚辞通释》和钱澄之《屈诂》为代表，寄托着强烈的家国之恨和故国之思；其一则以李光地的《离骚经九歌解义》和方苞的《离骚正义》为代表，致力于宣扬性理之学，维护满清统治。林云铭《楚辞灯》产生的时间晚于《楚辞通释》和《屈诂》，而约略早于《离骚经九歌解义》和《离骚正义》，其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则有明显不同。
        作为明朝遗民，王夫之和钱澄之都曾参与了致力于恢复明朝的斗争。清军入关后，王夫之在衡山组织义军抗清，失败后，辗转来到桂林，投奔南明政权，桂林陷落后，为了躲避满清的搜捕，他又辗转来到郴州，永州等地，改名换姓，隐居深山，以授徒为生。他说：“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淡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楚辞通释》正是他的这种孤愤之情的表达形式之一。王夫之的经历酷似屈原，他们都曾致力于挽救国家危亡的斗争，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晚年都窜伏深山，抑郁难申。在情感上就有了相通之处，王夫之也慨然以屈原的异代知己、千古同调自命，《楚辞通释·序例》中说：“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九昭·序》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他在对楚辞的注解中，竭力强调屈原的忠君思想，委婉的寄托自己的故国情怀。《九昭·荡愤》题下注曰：
         楚之誓不两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夺者，秦也。怀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初合齐以图秦，为张仪、靳尚所阻，愤不得申。放窜之余，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争一旦之命，岂须臾忘哉！
        这也是王夫之的真实感受，对他来说，国破家亡，异族当政，这种深仇大恨又岂能有片刻的遗忘。在文中的注解中说：“秦人积怨于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诛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祸，如涤阴翳而睹青天，讫于西极而后已。”秦兴楚亡，已经是千余年前的事实，在这里王夫之只能是徒发感慨，但其愤然之情依然清晰可见。很明显是作者反抗清廷，吊民伐罪，死而后已理想的一种寄托。钱澄之是王夫之的友人，他和王夫之一样，是由明入清的前朝遗老，清军南下后，他来到福建，在福王政权中任职，福王政权覆灭后，他辗转来到了桂林，任职永历朝。桂林失陷以后，他隐居避世，削发为僧，后回归故里，结庐于先人墓旁，著述终老。他的《屈诂》同样是“寄其幽忧”的作品。钱澄之的注骚态度更加严肃，他反对在注释中强事穿凿，借题发挥，钱氏在《庄屈合诂·自序》中说：“吾于庄不欲高谈玄远以更增其谬悠，于屈不敢强事穿凿以屈求其悲愤。”所以和《楚辞通释》相比较，他的《屈诂》中表现的个人寄托不是那样的明显，但楚辞仍然是他抒发自己悲愤的媒介。以《楚辞通释》和《屈诂》为代表的一派，作者多是由明入清，对明朝故国有着深厚情感的遗老，他们在注释过程中主要抒发国破家亡的忧思愤懑，寄托无尽的故国之思。
        另一派则以李光地的《离骚经九歌解义》和方苞的《离骚正义》为代表。随着清军的大力征讨，各地的反清势力逐渐消亡，仅剩的反清力量慢慢转入地下，经济慢慢恢复，百姓也慢慢的习惯于满清统治，民心渐趋稳定，清政权也逐渐稳固。清统治者一直大力倡导理学和经学，用理学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秩序，宣扬忠孝节义，用汉民族的统治理念来维护清政权；用经学来调和理学空疏说教的不实学风。而李光地的《离骚经九歌解义》和方苞的《离骚正义》就是顺应这种发展趋势而出现的。李光地“谈经讲学，一以朱子为宗”，“非程朱不敢言”。他在解释楚辞时，重视发挥朱熹的观点，朱熹说屈原是“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途”。李光地承继了朱熹的观点，说屈原是“邂逅不晨，音非和正。”朱熹的观点成了他注骚的最高标准。方苞也笃信程朱理学，曾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欧韩之间”自勉。方苞把屈原的思想归本于忠孝，甚至连屈原怨君的一面都淡化了。总体上说，这一派注释楚辞时注意疏通在作品大义，在阐释过程中致力于宣讲忠孝礼义，提倡廉洁清白的节操，推崇儒家的性理之学，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维护清朝的统治的，但对于楚辞本身的发展，却并没有作出多少有价值的贡献。
        林云铭《楚辞灯》产生的时间晚于《楚辞通释》和《屈诂》，而又稍微早于《离骚经九歌解义》和《离骚正义》。王夫之生于1619年，大林云铭九岁，钱澄之生于1612年，比林云铭大十六岁。在王夫之和钱澄之的楚辞注解中，我们能明确的感受到作者对故国的深情眷恋。林云铭生于崇祯元年，由明入清时，云铭已经十七岁了，他也经历了朝代更迭的那段历史。少时的林云铭生活艰难，作为下层百姓，对战争给百姓造成的深重苦难应该有着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然而，我们从《楚辞灯》中却读不出林氏对明朝故国的眷恋和对新朝的痛恨。近代孙静庵所编的《明遗民录》中没有将林云铭收录进去是有道理的。从《挹奎楼选稿》中的某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林云铭对现实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并没有像王夫之等人那样眷恋亡明、醉心于恢复故国的统治，更多的则是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现实政治中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带着淡淡的历史兴亡的思考。康熙十二年，在由朝廷削藩所引起的三藩之乱中（驻云南的吴三桂、驻广东的尚可喜、驻福建的耿精忠），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打出了“兴明讨虏”的旗号，靖南王耿靖忠在福建起兵响应。此年，在耿靖忠之乱中，林云铭遭遇无端之祸，身陷囹圄，他多年所著书稿尽毁于烽火之中，“遭闽变，田庐一空，身陷囹圄。”其境况可以想见，而这些叛乱之人在林云铭的眼中为“逆贼”，清廷的军队则为“王师”，南宋陆游《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充满着对收复沦丧于异族之手的故土山河的强烈希冀，林云铭口中的“王师”则是对满清朝廷和军队的热情召唤。我们大略可以看出，林云铭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楚，他由明入清，仕于新朝，做过几年小官，由于成长经历，自幼接受的教育等方面的原因，他关注的更多的是下层百姓的苦难生活，关注的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他既不像王夫之等人一样醉心于恢复明朝统治，也不像李光地、方苞等理学家致力于性理之学的宣讲。这些使得《楚辞灯》在清初的楚辞研究中显得较为独特，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中说：
  康熙之后，社会终究还是渐趋安定了，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也不是一味的镇压了，有时候，他们还笑吟吟地和知识分子沟通思想，宣扬什么忠孝节义。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然要发生一些变化。林云铭《楚辞灯》，是表现这种思想变化之后的楚辞专著。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总的来说，我们把《楚辞灯》放在整个康熙以前的楚辞研究历史中去考察，发现其表现出许多自己独特的个性。
  参考文献：
  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
  林云铭《吴山彀音·自序》，见《挹奎楼选稿》卷三，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