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当我们回忆起抗日战争这一峥嵘岁月时，不能不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而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就不能不想起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在推动这次合作时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和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是“特别使人怀念”（1）的。本文就张学良在联共抗日和促蒋抗日实际行动中的作用，特别是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巨大贡献，作以粗浅论述。
  一
　　张学良思想的变化，在联共抗日和促蒋抗日的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
　　张学良曾想方设法要与共产党取得联系。1936年2月，在曾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联络下，东北军高级将领、第67军军长王以哲在洛川会见了中共代表李克农。由于张学良因事去南京，就密电王以哲先就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双方就抗日合作问题达成口头协定：政治上，同意《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要求；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经济上，王答应开放几个口子以运输物资并予保护。3月4日，张学良回到洛川，立即会见李克农，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看法；张完全同意李、王会谈所达成的局部停战协议，同时他对共产党的“反蒋抗日”政策提出疑问，并说明了自己的见解。张表示希望能够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作进一步商谈。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在延安与张学良等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谈。双方就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包括蒋介石的问题，再一次进行了商讨。张对周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2）周恩来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中央去，再作最后答复。张顿时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3）
　　这次会谈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都具有极大的作用。此后，中共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于1936年9月1日，发表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4）
　　至此，在西北，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精神推动着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成为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一股强有力的潜流。
　　张学良在进行联共抗日的同时，还一有机会就对蒋介石进行劝谏工作。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那里，他就到那里找蒋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5）1936年6月，张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当面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7月，张又致信蒋介石，劝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共抗日。11月23日，上海发生“七君子事件”，张借祝寿为名，单独驾机飞往洛阳，请蒋释放被捕的七君子，同时痛陈国情，说明只有坚决领导抗日救亡的，才称得上是中国的领袖、才能代表中华民族、才是中华民族之灵魂的道理。蒋听后大动肝火，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才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6）1936年12月4日，蒋由洛阳到西安，张又一次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2月7日，张对蒋苦口婆心、声泪俱下，直言极谏达到了顶峰。蒋严厉斥责张说：“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国策。”（7）
　　诚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为劝蒋抗日，“真是用尽心机……舌敝唇焦，而且是绝对纯洁无私的。”“而他（蒋）对高级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8）“蒋委员长与我之间的政治方针上的冲突，由于彼此都不放弃看法，已发展到必须得出结果。”（9）1936年12月12日拂晓，张学良、杨虎城以果断的行动发动了西安事变，捉蒋逼其抗日。
　　张学良一再宣称，只要蒋介石悔悟，停止内战，实行抗日，那么他们还是继续拥护蒋作领袖的。“我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10）“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11）
　　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张、周二人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不谋而合。经过张、周等人的努力，在蒋介石答应以“领袖人格”为担保，实现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后，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为维护蒋之威信，不顾自己的荣辱生死，在广大将领的强烈反对下，毅然亲自送蒋回南京。针对这一举动，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对史沫特莱说：“如果张汉卿没有在12月25日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如果西安事变不是照蒋介石的方法解决，那么和平解决是不会达到的。”（12）
  二
　　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爱国官兵激情的总爆发；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13）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高峰；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4）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将军无疑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处于中心地位的历史人物。他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和解决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他的努力，才有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不朽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扭转了曲折道路上前进的中国历史轨迹，使它走上了应该走的道路。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时，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这次事变的历史意义，“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15）如果没有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的胜利也许要推迟好多年。因此在1956年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时候，周恩来再次高度评价了张、杨两将军，誉他们为“千古功臣”，称他们为“千古不朽的人物”。（16）
　　西安事变以其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的伟大意义而载入史册，而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也必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闪耀着万丈光辉。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1页。
  （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7页。
  （4）《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83页。
  （5）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97页。
  （6）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85页。
  （7）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
  （8）《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12.13），《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10页。
  （9）《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55页。
  （10）《张学良广播词》（1936.12.14），《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14页。
  （11）《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12.13），《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12页。
  （12）《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80页。
  （13）《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12.19），《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97～98页。
  （14）《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页。
  （15）《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举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0页。
  （16）《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