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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教育研究
主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周期: 月刊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2-5731
CN: 11-1281/G4
邮发代号:2-277

历史沿革:
专题名称: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期刊荣誉:社科双效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中国期刊网核心源刊;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创刊时间:1979

“沙堆模型”与中国教育模式之反思

【作者】 陆 勇

【机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摘 要:教育曾经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支持。与此同时,我国教育的种种弊端逐渐显现,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升级的教育需求越来越不相适应。教育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消费、教育结构的不合理、世界一流人才断缺和社会道德失去底线等问题层出不穷,中国教育发展遇到瓶颈。为防止我国教育如“沙堆”般坍塌,我们必须践行习近平教育观,必须走绿色教育发展模式,并将其纳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关键词:沙堆模型;教育模式;绿色教育;国家治理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遇到了瓶颈。教育体制、模式的僵化和老化严重制约了我国教育的发展,也制约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本文以“沙堆模型”诠释我国教育的隐忧与不足,进而提出我国教育实现转型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沙堆模型及其拓展 
  Bak, Tang, and Wiesenfeld(1987)曾经做过沙堆试验:沙堆形成的初始阶段,沙子的下落对沙堆影响不大;随着沙堆的不断增大直至临界状态,少量沙子(甚至最后一粒沙子)的落下可能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他们对此试验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和提炼发现,到达临界态后,沙堆崩溃规模的大小与其出现的频率呈幂函数关系。他们基于此提出了著名的“沙堆模型”,并将其用于解释、刻画自组织临界态形成机理与特征。后续研究还发现,沙堆模型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它可用于解释物种灭绝、城市交通阻塞、企业运营管理、生态环境破坏、官场坍塌式腐败和地震灾害等许多现象。其中,令人惊奇的是,沙堆崩溃与地震遵行相同的规律,其破坏力之大令人惊叹!
  近几年来,国内许多领域涌现出了沙堆模型应用研究成果。比如,张晓莉、严广乐(2009)用它来解释股票市场的脆性,田也壮、李华山、裴学亮(2014)用它来研究现代企业的运营管理,李芃将它用于微电网分散控制与保护,王静雅(2014)则运用沙堆理论研究中国教育问题。以上研究主要是从灾变角度来运用沙堆模型,着力关注沙堆坍塌的突然型、随机性、破坏力和“临界点”。比如,王静雅认为,“沙堆理论”说明的是世界的不可预知性,一个小的行为或事情的发生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她担心当前我国教育的诸多问题,甚至是细小问题,未来可能会对我国教育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为防微杜渐,她还提出了几点应对措施。
  本文认为,人们对沙堆模型研究的纬度不应仅限于沙堆坍塌(灾变),还可以关注其他方面,比如沙堆高度、沙堆结构等。以研究沙堆堆积高度为例,要增加沙堆高度无外乎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在沙堆元素“沙”有限的情况下,研究沙堆堆积方法,即:研究如何堆积才能使沙堆高度最大化?二是在沙子供给不受约束的情况下,研究沙堆的高度。常识告诉我们,用大量沙子堆积沙堆比用少量沙子堆积沙堆来得高。
  
  
  
  
  
  
  
  
  
  
  从上图1(大小沙堆比较示意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沙堆1的倾角(假如已经达到“休止角”,即:临界角)大于沙堆2,而高度有限;由于体量大得多,尽管倾角比沙堆1小,沙堆2要远远高于沙堆1。沙堆1倾角已经达到临界角状态,增加其高度已经不可能,因为往上堆积沙子只会向下滑落,甚至导致沙堆坍塌。下面我们就从沙堆高度和沙堆坍塌两个纬度,运用沙堆模型分析我国的教育问题与对策。
  二、我国教育的隐忧与不足
  目前,我国教育仍然存在大量问题,有些大有演变成灾变的趋势,比如教育产业化导致大量社会和家庭资源的过度耗费问题。为发展教育,政府每年都要向教育业投入不计其数的资源。许多家庭也竭尽所能地投入资源,力图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造成高考热、考研热;为了所谓“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许多家庭除了支付子女全日制学习费用,还需要担负高额的课外学习费用;多年以来,不管工作是否需要英语(或其他外语),绝大多数学生都要学习英语(少数学习其他外语语种)。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孩子的教育承载了千家万户的希望,也绑架了几乎所有家庭。与此同时,许多大学生毕业不能找到心仪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对其中的一些人而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这给家庭和学生本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因此引发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长期不能妥善解决,将对我国教育行业产生十分巨大的负面影响。
  教育的过度投入未必能带来效率改进。打个比方,每年我国近千万数量级青年学生争相参加高考,其景象就像是许多人在公交车抢座。通常,公交车上的座位数是一定的,在人数多于座位数时,无论怎么争抢,都有人要站着,这是个零和博弈。显然,对个体而言,争抢座位与否结果可能大不相同(有座或无座);但是,对乘客全体而言,这个争抢过程是没有意义的——总座位数不会因为争抢而增加,甚至争抢相持不下时,你不让我坐,我也不让你坐,从而导致空座,由此导致“效率”损失。因此,本文认为,我们应当让高考,让我国教育适当降温,而不应当听之任之,更不应该人为加剧教育竞争,否则可能导致教育效率损失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教育业效率的损失对教育业本身,对社会而言都十分有害。
  过度地强化智力教育(考试)也会招致一系列严重后果:第一、过度强化智力教育,人才的智商得到开发充分,但情商、逆商、财商等可能被忽视,甚至导致学生人格的缺失;第二、过度强化智力教育可能忽视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除了学习,学生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熏陶的宝贵机会,甚至越来越脱离社会生活。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再是社会人,而可能是冷血的“学习机器”;第三、过度开发智力,学生中容易滋长利己主义、狭隘主义。“唯学习论”导致许多学生极少关注社会,无法形成社会责任感,对他们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形成十分不利。长此以往,我们的教育怎能发挥引领社会、服务于社会的作用?
  客观地说,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我们只需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扎实工作,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就可以把教育办好。打个比方,把世界各国人力资源比作一个个沙堆,我国的这个“沙堆”体量最大。如果以高度来比较世界各国教育这个“沙堆”的优劣,我们最可能把“沙堆”做得比其他国家高,而不用担心沙堆坍塌。诚然,决定教育这个“沙堆”高度的因素很多,比如受教育人数,人口素质,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我国教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阔,有更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开展。反之,我们的教育“沙堆”大,若发生坍塌,其破坏力也必然大,甚至是毁灭性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教育的产业化、行政化和僵化等也对我国教育造成了巨大破坏。北京大学章启群教授(2015)甚至认为“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世界一流人才断缺和社会道德失去底线是当前我国教育两大顽疾。以目前我国教育存在的积弊及其危害来看,继续沿用旧的教育模式,照抄照搬我国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的经验,并用其指导我国教育工作,可能导致我国教育发生坍塌式灾害。根据沙堆模型,沙堆的崩溃如同地震来袭,其破坏力十分巨大。细数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教育经历了不少局部坍塌的教训。比如,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学潮”是当时我国政治思想教育的坍塌;现在我国每年都会出现用工荒,技术工人严重不足,与此同时还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充分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出现了局部坍塌(或教育结构不合理)。
  三、我国教育走出困境的几点政策建议
  放眼全球,中国教育体量最大。为防止我国教育未来继续出现局部乃至全盘坍塌,我们应该借鉴沙堆模型,未雨绸缪,尽早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治理措施。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工作。
  (一)及时深入地贯彻习近平教育观。
  习近平教育观主要包括三点内容:公平、立德和改革。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教育公平,他倡导每个学生都有相同的接受教育的机会。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第二,习近平强调广大教师要立德树人,给广大学生以行为师范。2013年9月9日,习近平在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时提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希望全国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师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第三,针对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教育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于弊端,习近平提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办学机构等方面应该且必须不折不扣地践行新时期习近平教育观,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利切实得到保障,才可能促进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才能确保我国教育这个“沙堆”稳固而高高地矗立,中国才可能抢占世界教育制高点。
  (二)走绿色教育发展模式。
  严格地说,我国传统教育走的是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填鸭式、同质化、僵化、封闭性和与实际脱节等倾向十分明显。这种教学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受教育者方面,学生通过长时间刻苦学习却不能学以致用;在社会宏观层面,教育体制和机制的僵化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达成。因此,必须真正下气力转变我国教育发展模式,走绿色教育发展模式。这些年来,虽然我们采取诸多政策措施,比如践行素质教育模式,但是仍未能真正转变“一考定终身”的高等教育格局。
  我国传统高考俨然已经演化成“国考”,既表现在其受国家重视程度、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也表现在通过高考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业去向方面,没有一张受过国家高等教育的文凭作为证明,青年人无数就业门路被牢牢堵死。事实上,许多行业里的许多工作并不需要大学文凭作为上岗资质凭据。比如足球,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依靠的是其运动天赋、强健的身体、刻苦勤奋、精湛的球技和灵感,而不是大学课堂里的学业成绩;再如中国传统技艺相声,许多优秀的相声演员都没有上过大学,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成功。相反,人们共同需要的那些素质,比如谦逊、勤劳、敬畏、友善等美德,并非只有在大学里才能习得,甚至在大学里还学习不到这些好东西。 
  现在是转变我国教育发展模式的时候了,本文认为绿色教育模式应当成为首选。绿色教育是旨在焕发学生生命力的教育,其目标是让学生生命充满生机活力、自由生长、不断超越(叶向红,2015)。践行绿色教育理念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十八大”提出的最新教育方针,就是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体而言,就是要遵循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规律,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就是要促进受教育者在智商、情商、逆商和财商等方面全面发展;就是要使学生在掌握生存与发展技能的同时具备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素养;就是要使学生在掌握通识的同时,具有一技之长。绿色教育就是要实现受教育者的个人特质、教育需求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总之,坚持走绿色教育模式,可以确保我国教育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可以确保我国教育培养出大批集传统美德与现代气息于一身,兼具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怀的高素质社会公民。更重要的是,我国教育的持续、健康、良性发展能够引领和推动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而确保伟大“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三)将教育管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时刻也不能放松对教育的热爱、关注、支持与呵护,应当加强对教育的科学管理。为此,需要将教育管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国家治理是指,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确保国家安全、捍卫国家权益、维护人民利益、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科学发展(刘家义,2012)的一套制度安排。国家治理是对社会各项事务的统筹管理,包括管理教育活动,因此教育不能置于国家治理之外。
  首先,要从国家发展全局角度对教育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使教育发展的目标与国家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教育才可能引领社会而不是追逐社会(蔡元培),教育才可能产生对社会的推动力;第二,在我国办教育是个巨大、史无前例的系统工程,要使教育系统正常乃至良性运转,没有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社会机制不行,而国家治理的优化能给教育的举办提供制度和机制上的保障;第三,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关起门来搞教育行不通。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还需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的外部治理功能。借助国家的外交、经济、政治等管道和手段将我国教育推向世界,这样既能释放我国教育过剩产能和弘扬我国教育,还能向世界各国借鉴、吸收新的元素,从而使我国教育向更高、更好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Bak, P., Tang, C. and Wiesenfeld, K..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an explanation of 1/f nois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87, 59 (4): 381–384. doi:10.1103/PhysRevLett.59.381??.Physical Review Letters.?.1987-7-27. 
  2.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7/c_115055434.htm.
  3. 刘家义.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
  4. 叶向红.绿色教育“三尊重”理论探析[J]. 中国教育学刊,2015,(4).
  5.章启群.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03-25,http://www.cssn.cn/index/sy_sqrd/201503/t20150324_1559495.shtml.
  作者简介:陆勇,北京大学会计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
  陆勇,北京大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