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摘 要：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视域下，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2011》统计标准，科学构建基于制造业强国战略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合理的高等教育分类；在教育泛在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教育信息化和市场化机制推进高等教育变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实现教育多样化，畅通亿万年轻人成才成功的渠道，为国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建设有利于公平的、有利于培养人才素养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于全面提升综合效益的教育生态。走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引领发展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从“体力型国家”向“脑力型国家”转型，支撑中国未来的世界地位。
  关键词：制造业强国战略；高等教育分类；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互联网化；市场化机制
  以德国“工业4.0”为引领的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工业化理念，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世界已经迈入新工业时化时代。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中国必须走制造业强国的发展道路，并跻身于引领新工业化时代的队伍之中。
  《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要以人才为本，坚持把人才作为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根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
  高等教育肩负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双重使命。如何畅通亿万年轻人成才成功的渠道并使之成为制造业强国战略中的生力军，需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视域下，依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2011》统计标准，与时俱进，冲破传统思想观念障碍，创新高等教育体系，科学构建基于制造业强国战略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合理的高等教育分类；在教育泛在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教育信息化和市场化机制推进高等教育变革，建设有利于公平的、有利于培养人才素养(competence)的、有利于全面提升综合效益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高等教育，激发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活力，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
  一、我国高等教育分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系统的高校分类方法。人们所熟知的是按高考分数界定的类别与层次，渐次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985、211，又一本、二本、三本，最底层是专科院校类。这种依传统继承确立的层级分明的金字塔型结构混淆了不同高校的办学目标、不同的培养方向和服务社会不同的功能定位，导致产生了诸多问题，主要有：1、为了能够从政府和社会上获取相对较多的教育资源，许多高校纷纷争相升格、拔高定位，把办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目的追求高、大、全；2、合并后的一些高校，由于资源整合不利，原本有相当实力的专业和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校基于主体学校格局被削弱或消亡了，造成学校特色渐失的不良后果；3、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为了获取政府的资助，参与“扩招”，承担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降低了国际竞争力；4、依行政权力确定的重点院校与非重点院校，导致了财政拨款、生源质量、办学自主权等方面有巨大差别，人为地造成不公平竞争，制约了非重点院校的发展等。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一般的院校，出现了“千校一面”，最后造成严重的同质化，不利于高校的多样化发展。同类专业教育过度，毕业生基数大，给就业带来了困难，加大了社会矛盾。
　　从传统的“学科本位”出发，系统讲授教材知识模式仍然是高校目前主要沿用的教学方法。教学脱离社会实践的倾向十分突出，实训、实验、实习投入严重不足；专业和课程设置墨守成规，教材陈旧，世界前沿知识得不到及时获取，自主性学习、互动讨论、调查研究、创新创造等仍处于辅助地位。即使是所谓的研究型大学，也不注重研发团队的建设，大多沉醉于个人掌握的学术圈里，没能集聚成创新所需要的“浓度”，引领国际学术、科学前沿的成果匮乏；其它本科高校又缺乏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现代经营管理、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体制机制，导致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力较弱；高职院校由于处于分类最低端，资源更是短缺，培养能力严重不足。
　　公立高校仍然保留着计划体制下的“准社会”形态，社会上的“部门”在高校中几乎可以一一对应，“官员”众多，造成机构繁杂、人员臃肿、效率低下，既消耗了极为有限的教育经费，又极大地削弱了学校职能。
　　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7.5%，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型（小众群体）进入到了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目前高等教育所形成的依传统经验的、粗放型的、依行政化设定的一些体制、机制、方式已经变得既浮躁又呆板僵化，如何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争创一流。
　　二、制造业强国战略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要素的高投入和高消耗，这种粗犷型增长方式导致经济运行成本大幅上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趋严峻。另一方面由于我们重引进使短期既得利益压制了技术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国外技术的持续依赖造成了外企一撤走，工厂就倒闭，员工就下岗的尴尬局面。
　　基于制造业强国战略的《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人才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制造强国一定是人才强国。德国坚持双轨制，培养了众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打造了具有工匠品质的“德国制造”；美国依托常青藤等一批优秀的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科技创新型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成为最富创造力的制造国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创新都是系统性、兼容性、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创新——液晶电视机产业摧毁了显像管产业，数码相机使风光一时的柯达破产了，电子商务动摇了传统的大型购物商场，机器人替代了程式化密集型人工劳动，个性化的3D打印冲击着大型制造工厂的流水线作业……，这一切不是传统做的不够好而是科技创新创造的结果使然。因循守旧、不断使传统更加完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东斯特（Wolfgang Dorst）（德国工业4.0起草者之一）指出，跨领域的知识将对未来产品的设计、运行和生产起到重要作用，拥有跨领域背景的劳动力是我们所急需的。要创建有利于培养人才素养(competence)的教育环境，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要以“只争朝夕”的韧劲培养具有“创客”思维精神的技术、技能型、跨专业通专结合型人才，这是制造业强国战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对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观的挑战。
  三、构建高等教育分类
　　1、《国际教育标准分类2011》的启示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n of Education，ISCED) 是“一个有助于按照国际商定的共同定义和概念对各类与政策相关的教育统计提出标准报告的框架，从而确保所产生指标的国际可比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2011》（ISCED -2011）是2011年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教育委员会在ISCED-1997 基础上修订通过并计划于2014年在全球实施的一套新的教育统计国际标准。
　　ISCED -2011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义：高等教育是建立在中等教育之上，在专业化的教育学科领域提供学习活动。高等教育是高度复杂和高度专业化的学习，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学术教育，还包括了高级职业或专业教育；将高等教育分为不可直接获得高级研究资格和可获得高级研究资格两个阶段；明确了教育课程的两个定向：一是学术定向课程，二是专业定向课程；从教育等级来看，高等教育包括了四个级别，ISCED level 5-ISCED level 8：短期高等教育为5级；学士或同等学位为6级；硕士或同等学位为7级；博士或同等学位为8级（8级为可获得高级研究资格阶段）[1]。ISCED-2011修订时对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反映出的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特点予以高度重视，并直接体现在ISCED-2011高等教育的分类上。ISCED -2011表示：有时候，成功完成《国际教育标准分类》５级以后，也可能进入或转入《国家教育标准分类》６级。一旦完成《国际教育标准分类》６级课程后，可继续转入《国际教育标准分类》７级，升入8级需完成7级课程。ISCED -2011也表明6级、7级的不同定向课程可以相互转换，这样有利于形成高等教育“立交桥”，构建高等教育的生态化发展体系[2]。新的等级划分方式符合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将其作为国际高等教育等级分类标准更为科学、可取，有利于各国高等教育的比较和交流。ISCED-2011 虽然是作为教育统计的国际标准提出的，但它所反映出的国际教育理论和发展趋势，可为我国教育改革和高校分类管理提供依据。
　　2、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的分类
　　基于制造业强国战略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及人才培养结构的要求，根据ISCED-2011，将我国高等教育构建为两类，一类是学术研究型类，简称学术型；一类是职业技术型类，简称职业型。高等教育阶段的等级为四级——5、6、7、8级（1、2、3、4级为高中阶段以下），这种分级意味着只有教育阶段的课程等级而没有学校同类别或不同类别之间的教育等级。学术型类包含6级，6、7级，6、7、8级三种课程等级学校；职业型类包含5级，6级（含少量5级），6、7级、6、7、8级四种课程等级学校（5级对应的是现有的专科学校）。每类学校都有各自的定向课程内涵，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不同领域的一流人才，破除了传统的人才等级观念壁垒，使社会从看重文凭向看重能力转变。
　　依据马丁·特罗(Martin Trow)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三个阶段的理论（精英、大众化、普及化）中精英阶段入学人数15%的节点界定[3]，学术研究型类的招生数应控制在当年升入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15%以内（马丁·特罗“到了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不过可能不是大发展，“精英教育”失去了本来的含义），改革学术型类招生模式，采取多元化科学选拔机制。
　　职业型院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承载着教育大众化阶段“人人能入学，为人人服务”的职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除选择就业或另有其它选择外，可根据个人专业意愿直接升入5级职业型院校。未能升学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如想升入职业高校，需到中职修业，取得毕业资格后升入5级院校。5级院校的毕业生通过自主选择可以直接转入6级职业型院校。这种升学方式打通了阻碍职技人才从中职、专科、本科、研究生的上升通道，破除了高考的壁垒，体现了对人才的发展性评价，使教育展现其培养人和发展人的功能。
　　现有的普通本科高校要大规模转型为职业技术型高校（事实上，非技术型本科及以上人才的过度率值已远超发达国家，致使降格上岗），根据需求还要增加职业型院校的数量。教育部规划的高校转型工作无论在时间的紧迫感上还是在数量规模上明显缺乏力度，跟不上制造业强国战略要求的步伐。
　　为与高校转型同步，相应的普通高中当年招生规模应控制在升入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30%以下，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应达到70%以上。压缩、平衡普通高中数量、规模，将部分普通高中转型为中等职业学校（在大众化阶段，高中转型是世界性难题，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2014年高中阶段（不包括成人高中）毕业生数达1422.57万人，其中普通高中毕业生799.62万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622.95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总数的56.21%、43.7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普通高中转型调整任务也十分艰巨。按生源规模增加中等职业学校数量，落实教育公平与高位均衡发展要求。
　　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基础教育和普通高中（被称为高考的“训练基地”）教育被动地迎附现实社会，形成了唯分数论的淘汰式应试教育生态，使教育体系变得死板和僵化，偏离了教育方针，背离了教育目的，阻碍了教育公平和可持续性发展。高等教育分类的构建，重塑了人才观，突破了应试教育的藩篱，势必会使应试教育丧失生存的土壤，给基础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使基础教育回归学生本真的生活世界，唤醒学生成长的力量，实现教育为了发展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本来意义。
　　四、以教育信息化和市场化机制推进高等教育变革
　　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引领的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世界。2010 年，美国教育部颁布的第四个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变革美国教育：技术推动学习》指出，技术是实施21世纪学习模式的核心。依赖信息技术，可以提供丰富的学习内容、资源、学习经验和强大的个性化评价体系，满足教育多样化需求，信息技术会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4]。我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教育信息化作为实现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要加速教育信息化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指出，现代技术对于发展有质量的、公平与包容的教育以及全民终身学习，实现新的世界教育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以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为引领的新型互联网课程使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创造了无处不在的智慧学习课堂，使纸质学习方式进入到了数字学习方式，改变了学习模式，形成“没有围墙”虚拟化、数字化的，教学和管理泛在化、全球化、个性化、去中心化、终身学习的生态，它开启了以教育互联网化为特征的教育信息化时代[5]。随着颠覆性技术浓度的汇聚，教育互联网化生态打造出的可得到学分或学业认证的非物理化的新型大学，使实体大学的功能将变成主要是学术、科学研究、实训、实验、制定标准等，深刻影响了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生态。线上线下混合式、碎片化学习，改变了教育的组织形式，既能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减轻学业费用，又可使学校提升教学效益和提高教育资源使用率。各高校要根据办学类型，为学生提供相应的优质MOOC学习专业“套餐”和课程模块，搭建便捷的MOOC学习“超市”，形成线上学习常态，安排精细的学习指导计划，严格学业管理流程，严格培养质量。
　　基于技术的学习新模式改变着教育观念、教育思维、教育范式、教育评价，同时也给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教育互联网化是先进的生产力，没有什么能替代教育互联网化带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6]。我们已经进入到基于教育互联网化的伟大变革之中。
　　教育投入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一直相对薄弱，教育水平也不能让社会满意，如造成的每年有高达五十万人出国留学。必须加快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刻不容缓！
　　仅仅依赖国家的经费发展高等教育是行不通的。2014年2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要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推动公办和民办职业教育共同发展。这一政策向社会开放了高等教育，拓宽了资金投入渠道，可增加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数量，既有利于本科院校转型、职业院校规模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又有利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要学习、借鉴创新型发达国家的经验，运用市场化竞争机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激发办学活力，提升教育综合效益，建设数量足够多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各类一流强校，使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
　　爱因斯坦说，过去的思维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如果沿用同样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教育互联网化改变了学习模式，解决了优质课程资源学习的瓶颈，弥补了发展中国家资源短板，有力促进了教育高位均衡，实现教育公平，使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教育整体水平，并实现跨越式发展；市场化机制既可以解决教育资源瓶颈又可以激发体制机制活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要以教育信息化和市场化机制为利器推进高等教育变革，保障高等教育分类得以顺利实施。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教育是最能考验政治家眼光的试金石。我们要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略高度，以极大的热情和崇高的教育情怀，拥抱这个变化(change)的时代，推动高等教育变革，使高等教育为制造业强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和科技创造资源保障。走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引领发展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从“体力型国家”向“脑力型国家”转型，支撑中国未来的世界地位。
  参考文献：
　　[1] 杨勇 董显辉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的调整——基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分类（2011）[J]《职教论坛》2013，（19）
  [2] 杨仲山 郑彦  ISCED( 2011)：理论发展与分类变化[J]《统计研究》2012，（11） 
  [3] 张振宇 龙跃君 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的解读与拓展[J]《煤炭高等教育》2007，（4）
  [4] 周由游 施建国  技术推动学习的新模式[J]《中国电化教育》2011，（10）
  [5、6] 薛喜武 教育互联网化与新基础教育[J]《教育研究》2015，（7）
  作者简介：薛喜武（1964-），男，辽宁辽阳人，高级政工师。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