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 教育研究
主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周期: 月刊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2-5731
CN: 11-1281/G4
邮发代号:2-277
历史沿革:
专题名称: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期刊荣誉:社科双效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中国期刊网核心源刊;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创刊时间:1979
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论目前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者】 毛小平
【机构】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能源学院
【摘要】【关键词】
【正文】 摘 要: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教育的现状,认为现在的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于未找到病根。作者认为,现在的教育病根在于超前学习,在“不要输在起跑线”的阴影下,全民都在比谁跑在前面,这严重违背教育的根本,并将这种现象比喻成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战斗的一方就是家长、孩子,代价就是家长的金钱、孩子的自由时间;战斗的另一方是“名校”。所有问题的核心,或症结,就是超前学习。因此有必要提出并建立我国中小学教育评估体系,在制度上进行导向,而非行政干预或生硬的一刀切的政策。若采用作者提出的增量评估标准,对学生的进步情况及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估,将会使这一切问题消失。
关键词:超前教育;名校;小升初;增量评估体系;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华盛顿协议
1.前言
都在说小升初、中考、高考存在问题,但问题出现在哪儿,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议论较多,似乎又隐隐约约地知道原因,但又找不出症结所在。家长、学生仍在疯狂追逐名校,在追棒,在关注“状元”。
作者在一所高等学校任教,今年上半年,参与了一个专业认证,我们专业拟加入华盛顿协议(王孙禺,2007),对其中的核心有一定理解,其价值取向或评估体制是,关注多数学生,而非少数精英,教育不是为少数几个精英而设,教育是为大众服务的。于是针对目前我国的教育,想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探讨一下教育的本质。该协议主要针对国际上本科工程学历(一般为四年)资格互认,其中有一套完整的符合该协议的评估体系,必须满足此标准,才能加入该协议国。一个专业和培养的学生是否合格,不是看专业最高水平,如有几个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或诺贝尔奖,而是看专业平均水平,多数水平。对学生的评估,不是纯粹看毕业考试成绩,或毕业后出了多少名人,而是看大多数人的水平,工作几年之后的状态。
能否将这些好的理念用在中小学教育评估体系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者初步做了一个调查,关于小升初的论文或报道,有大声疾呼者,有质问者,有冷静思考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论述或报道达到1500条,可想而知,社会各阶层对此的关注;而小升初+教学质量评估的搜索,则相对较少,可以说基本没有相关研究。
多数学者对目前的教育弊端做了较好的分析,如熊国英(2009)论述了择校的利弊,认为择校满足了部分家长的择校愿望,使更多的学生获得了在优质学校学习的机会;充分利用、开发了优质教育资源;缓解了对教育高质量的要求与教育经费紧张的矛盾。其中,比较认可所谓名校的“优质资源”。
唐俊超(2015)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认为小升初阶段的不平等最为严重,早期教育的公平问题必须得到更多重视。但问题的症结在哪儿,没有做过多的论述,仍然认可早期教育,认同疯传的“起跑线”,有了起跑线,就有超前教育,恶性循环产生,孩子之间的不对称的“战争”,就是超前学习与正常学习。刘超(2015)年研究了小升初新政,提出普通学校办成优质学校,让优秀师资流动起来,认为名校都是“优秀师资”。
戴汝潜(1992年)从技术层面上论述了中小学教育的评价标准,提出评价最终是为了新一代的健康成长,但如何评价却未曾涉及。杜治汉(2013)提出了两种评价方法,对以高分为导向的趋势没有进行阐述。在此背景下,是否有一个非高分的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国家相关机构早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但家长及中小学都两厢情愿的情况下,相互“合作”,家长拼命让孩子挤进名校,名校也想尽各种招数抢学霸,导致学区房火爆(郭鸽,2014),学区房房价变态上涨;特长生流行(郑若玲,2010),权钱交易屡抓不止,前腐后继;点招、坑班屡禁不止;课外班投资远超正常教育,到达疯狂的程度。作者感觉教育体系是不是生病了?病根在哪儿?没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从政府层面,虽然做了一些相关工作,但只是呼吁,口号性的呼喊,不具有实质约束意义,仍以高分至上:曾提倡过素质教育;有禁止点招;禁止择校,但这些都只是隔鞋挠痒,家长的名校情结、各校和培训机构的逐利趋使这些不能被完全禁止。
关于前几年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本来是一个好的导向,但不好量化,量化也具有一些人为性,愿望很好,却难以实施,最后也是一纸空文。李吉会(2001年)分析了中小学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几个理念问题,认为面对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困难和对课堂数学的疑虑,关键是要解决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六个理念问题。
近几年北京出台了一些政策,但仍感觉收效甚微。张旭(2015)研究了北京小升确已初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并提出通过体制创新促进新优质学校建设;完善学校布局调整,遏制高价学区房。近年来,北京市一些中学,在小升初的筛选中,加入了平时成绩的考查,这也说明,老师们已感觉到这种唯分数论有一定弊端,考查一个学生的能力需要其它一些参照,这是一个好现象。
作者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目前基本没有或只有错误的评估体系,高分第一是导向性的错误。因此,有必要重新组织力量对中小学教育评估体系做规定,定义人才培养标准、优秀教师标准,才能够彻底解决小升初、中考、高考所存在的问题。
2、不对称战争-超前学习
小升初、中考、高考如同多场战争,家长也累、孩子也累。
2.1 战争乙方-家长和孩子
“不能输在起跑线”(唐俊超,2015),可能地球人都知道,说白了,就是比同龄的孩子早一点学习,先跑。小学一年级时,课外班学习二年级或三年级内容;上四年级时,课外班学习五、六年级或初中内容;依此类推,更夸张的是,现在的一些坑班,培训机构,如学而思、高思、北大清华附中的坑班等,在小学四年级就学习数论,二元一次方程,集合论,排列组合,有些只有在高中或大学才学的内容,用来解决中小学脑筋急转弯问题。在小学,就必须掌握中学或大学的内容,如容斥问题、棋盘数列、有限排列问题等问题。这严重违背了正常的学习规律,这些知识的学习是用孩子的自由时间和父母的金钱换来的。
为了上名校,就得超前学习,“培优”,每个家长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家庭不宽裕的,就会输在“起跑线”了;家庭富裕一些的,这每年的近2-20万元的支出,对普通工薪家庭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的家长辞职在家做专职妈妈,协助孩子超前学习,个别夸张的家长为孩子同报六七个奥数班。家长付出了金钱和时间、孩子付出了自由时间。每年交给学而思、高思等培训机构及点招考试机构的学费5-20万。
于是整个社会家长和孩子组成了战争的一方,多数家庭倾全家之财力,通过培训机构、坑班让孩子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先跑”,以便去追逐“名校”。
为了名校,也有选择走捷近,如走特长生。各种器乐、声乐、舞蹈、艺术培训,多如牛毛。以器乐为例,买乐器,得由老师指定的或老师制作,比市场价贵数十倍,如一只笛子,市场上最好的50-200元,特长生培训者卖出的就是1000-200元,家长敢怒不敢言,这还算便宜的,一些大型乐器如古筝、大小号几万至十几万元;除了乐器费,还得一对一培训,费用由老师定;在小升初或中考时,到真正走特长时,家长还得给主考老师一大笔费用。走特长其实就是这些“名校”给少部分人留下的利益输送的后门。
在普通学校的学生占绝大多数,他们可能经济不宽裕或未随大流,没参加超前培训,或参加得少,也就是起步晚,后起跑,这些孩子中,难道就缺乏创新能力,就是差生?而上了名校的,以做题为生,奥数学习就是不停地练习做题技巧,语文、英语就是让孩子们海量记忆,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就具有创新能力?如何量化他们的智力水平?
以作者自身为例,作者作为一所大学的老师,按理说数学不差,妻子也是大学毕业,每天晚上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和孩子一起做题,孩子接收不了很多,需要我们代为做完后,以浅显的语言讲给她听,若她理解慢了,妻子则会和她吹胡子瞪眼地,甚是紧张,感觉时间太不够了。一道数学题,我有时得花上1-2个小时才能想明白。最近在协助孩子做作业时,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参加了一个坑班,里面有一些考题是只有中学或大学才学的排列组合问题。通过百度搜索了一下,它涉及到一个“无重复排列问题”,女儿看到公式Cnr=n!/[r!(n-r)!],她就兴奋了,认为能解决她的问题,于是她轻易地利用了大学里才学的排列组合公式做好的她的小学题。难道不成,我得教她高中、大学的知识?若这个公式掌握了,她肯定比同龄的孩子至少多做一道题,这就是所谓的提前学习,比别人先跑。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聪明的学生,因为后跑,被名校淘汰;普通的学生,因为先跑,可能被名校录了。
2.2 战争的甲方-“名校”
“名校”是战争的甲方,名校的学生在高考中表现突出是全民追逐名校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这些成绩不能完全归功于“名校”的师资力量,而是他们接收了大量超前学习的学生,而不一定是优秀的学生,是“赢在起跑线”中先跑的学生,也并不是因为名校师生真正的教学质量高、教学方法得当,才产生这样的效果。名校们也为了争夺优秀生或状元,不遗余力,甚至许以免学费甚至给奖学金的承诺,不亚于一场战斗。关于一个学校的教育水平,我国监管中小学教育的专家,是否做过这样的评价研究,除了看唯一的升学率外,有无真正的评价标准?若有是否在执行?只有天知道。
“名校”是不是该重新定义,名校的老师的水平真的高?是不是有一种评价体系,能让“名校”还原本来面目从而没人愿意去刻意追逐名校?个人认为,名校中存在较强烈的竞争环境,迫使学生更加努力,即所谓的名校有好的学习氛围,这的确是优势,虽然家长知道在名校学习时若怠学仍会被淘汰,但都认可他们。名校中让少数精英更精英,即使不是精英,也会由于自信而变成精英;普通学校的学生“成绩差”,也是造成知识和人群的异化。普通学校的老师,有大量的是很优秀的,但学生生活在与“名校”对比阴影下,则带着一种自卑,即使有灵性的学生,也被淹没在不自信中,老师喊天也不能憾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有创新的学生,也在这种非名校的暗示下荒废,被遗弃。普通学校的老师们更觉得怨,明明付出了较大努力,按成绩仍不比名校强,这又是一种不对称的竞争,在老师之间展开。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北大、清华、人大附少数几所“名校”,在海淀区总学生中是少数;钢院附中、地大附中、石油附中等中学,在整个海淀区中占多数,而这些多数的学校里上大学的比例却相当少。这是一种追求高分体制下,导致学习氛围差而产生的累积负效应,而并不是他们比这些名校的学生笨,老师的教学水平差。事实上,这些学生才是我国建设的主力军,应当加以重视;而这些名校里的“精英”,上完北大、清华后,出国留学且滞留不归为他国服务的比例相当高,或甚至直接去国外上大学,产生人才的流失。?在“北京大学2014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以官文的形式说到,“2014年我校本部本科毕业生共计2619人,出国(境)留学比例为32.65%”,即本科毕业2619人中,有855人出国留学,这样一个高比例,北大人以此为荣,占用重要的教育资源和国家投资却为他国做贡献,难道这就是成功的教育?全民的典范?
在全民追逐“名校”氛围中,名校们在维护自已的名声上大做手脚,坑班大量招人海选,淘汰落后的,留下超前学习的,几千人只点招二三百人;在坑班、培训机构点招到名校后,仍采用逐步多级淘汰制,留下好的,在中考或高考前将落后的去掉,保证“升学率”100%,这都是潜规则,家长们都知道,可人人禁不住“名校”的诱惑。
当然现在也不乏一些真正的名校,前述名校均得加上引号,他们在考核招收学生时,并不是看其现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量,而是通过现场教授全新知识,看学生的学习、创新思维能力,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3、学习加速度-增量评估标准
华盛顿协议(方峥,2013)是评价多数,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若将它应用在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评价体系中,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作者在网上做了搜索,目前关于大学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研究较多。对于中小学教育,却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拟这此问题展开,以期解我国中小学教育之困。
作者提出增量评估标准,其核心在于,评价学生的学习加速度,评价接收新知识的能力。用公式表达如下:
S=G*(1-Z)+△G*Z
其中S为评价标准,即总得分,G为考试成绩,△G为成绩增加量,Z为增量所占的权系数,若Z=0,则△G不起作用,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唯分数论;若Z=1,则为纯粹的增量评价体制,以学生成绩的增量程度作为评价标准。在增量评价体系中,不在乎学生现在掌握多少,而在于他的学习能力,在相同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的多少。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因为传统的科举制度,高分至上制度面落榜,但他们后来仍有重要贡献,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原因在于传统的评价体系下他们被漏掉了。若采用这样增量评价标准,就能够合理的挖掘人的潜力,让普通学校有生机,让“普通生”、后跑者充满自信,让名校的光环消失。
例如,有两个学生A和B,A进了名校,进校成绩是90分,经过了3年在名校的学习,老师毫不费力的让学生达到了92分;而另一个学生B入学成绩是60分,在一个普通学校,同样是3年的学习,通过老师的精心辅导,得到85分。学生B应该算优秀,虽然在现在赶不上名校学生A的92分,但这个学生及教他的老师最应该受到尊重,若将现行评价体系中权重Z=0修改为Z=0.5甚至Z=1,则是天平会偏向于他们。B在接收新知识的能力上可能比A强,只是他后起跑;A的目前的分数比B高,但在接收新知识的能力或创新力不一定比B高,只是他先跑了,按绝对分数(权重Z=0),他是赢了,用这种绝对分数来比,他是胜利者。从老师角度,同学A所在学校的老师,可以不用太细心地去琢磨教学法或素质教育,很轻松的让学生提到了92分,老师的付出不一定比教同学B的老师大。若真是这种情况,名校还值得尊重和追捧吗?
以这种增量评估标准,在相同时间内,按学生学习成绩的增加量来评优,由教育部出台政策,对进步大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给予奖励,会出现以下情况:人们不会关注一个学校有多少个100分,多少个99分;名校的老师不会刻意去点招超前学习的,如A,因为A的成绩很好了,已没太大提升空间,他已有能力掌握小学或中学他应该掌握的、教育部规定的内容;名校或普通学校会更愿意去关注后起跑的多数群体,类似于学生B,他的提升空间大,让他们自信地,且随时有奖励地去学习;超前学习将被淡化,名校情节被淡化。因此,增量评估才是一个唯一合理的评价标准,是一种政策性的导向。
综上所述,成功的教育是比增量,即在同等学习期间内,通过教师好的教学方法使他们掌握新知识所能达到的水平。采用增量评价标准,对学生的评判,对教学质量的评判,是以学生新学知识及掌握程度来评价。让多数人得到应有的教育,让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同学在增量评价中找到自信,崭露头角。
一个美好的愿景是,在这种增量评价标准下,名校不会去抢先跑的学生了。他们可能会更多地去关注那些真正机灵、有潜力的、有上升空间的学生,不在乎他们是先跑还是后跑。这时素质教育就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素质好的学生成绩提升空间肯定大;普通学校不会注重他目前是不是有好的成绩,不同的学生都会受到公平的待遇,各类学生都有了信心,这也是暗合了华盛顿协议所推崇的多数评价原则。所有的学校都会转向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而不是单纯的为考试多做题;也没人愿意择校了,但会选择那些真正的有水平的学校。那些课外培训机构、为上名校的特长生培训、坑班培训也就没有市场了,从而家长的每年的支出就少得多,这也解决了坊间常念叨的“中国的教育如此昂贵”这个死结;特长生会在真正有兴趣时才会去做,而不是为了单纯的升学。让这场孩子之间因起跑不同而产生的不对称的战争、家长与名校之间的不对称的战争,变成一场公平的能力的竞争;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的口号消失;全民大PK和全民燥动将成为过去。每年家庭的这种昂贵的超前教育额外投资省掉了,缺点是,这会让我国的GDP拉下好几个百分点,这是作者的一个灰色幽默,但也是一种无奈。
4、结论
通过分析认为,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核心在于超前学习,由此产生了三种不公平的竞争,作者称之为不对称的“战争”:超前学习与正常学习的学生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家长与名校之间的不对称的地位、名校与普通学校间的竞争。提出我国的教育需要建立完善的增量评估体系,并建议建立增量评价标准,以一段时间内学生的进步大小占较大权重,来评价学生的进步和教师的教学水平。这样,家长会看中哪些学校真正能让学生进步,而不再去片面追求高大尚的“名校”,“名校”也不会再刻意去点招最高分的先跑的学生。优秀的学校不一定是名校,普通学校不必纠结是否是后起跑的学生,教育资源也无需象一些专家说的需要重新分配,因为本身“名校”并非因为师资力量明显强于其他学校,而是评估体系存在问题;没有名校,就没有学区房的疯狂;特长生将不再火爆;坑班将失去生存空间;培训机构回归理性。这样可能会降低一些GDP,但也顺应了习近平主席的教育新常态思维吧。
增量评价体系要实施起来也不难,每年每学期都有各城市里全区或全市的统考,和前一次的成绩做对比,挑出进步状元,鼓励进步大的学生、任课老师和学校,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从政府层面做导向,而不是一味宣传第一名,让每个学生都有自信,且认为自已有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王孙禺,《华盛顿协议》及其对我国工程教育的借鉴意义,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1:10-15
李吉会,中小学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几个理念问题,教育科学研究,2001,1:32-36
郭鸽,论学区制引发的“学区房热”现象分析,社会视点,2014,466(20): 221
郑若玲,自主招生改革何去何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49(4): 135-142
熊国英,小升初择校:老问题新趋势,BKJJ,2009/12A旬刊:9-11
刘超,小升初新政:新药能否解旧疾,春城晚报,2015.3: 31
唐俊超,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会学研究,2015.3:123-145.
方峥,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国际化之路—成为《华盛顿协议》预备成员之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6): 72-76
戴汝潜,中小学教学质量评价方法改革综述,人民教育,1992:52-53.
杜治汉,中小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方法研究,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3(5):51-53.
关键词:超前教育;名校;小升初;增量评估体系;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华盛顿协议
1.前言
都在说小升初、中考、高考存在问题,但问题出现在哪儿,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议论较多,似乎又隐隐约约地知道原因,但又找不出症结所在。家长、学生仍在疯狂追逐名校,在追棒,在关注“状元”。
作者在一所高等学校任教,今年上半年,参与了一个专业认证,我们专业拟加入华盛顿协议(王孙禺,2007),对其中的核心有一定理解,其价值取向或评估体制是,关注多数学生,而非少数精英,教育不是为少数几个精英而设,教育是为大众服务的。于是针对目前我国的教育,想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探讨一下教育的本质。该协议主要针对国际上本科工程学历(一般为四年)资格互认,其中有一套完整的符合该协议的评估体系,必须满足此标准,才能加入该协议国。一个专业和培养的学生是否合格,不是看专业最高水平,如有几个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或诺贝尔奖,而是看专业平均水平,多数水平。对学生的评估,不是纯粹看毕业考试成绩,或毕业后出了多少名人,而是看大多数人的水平,工作几年之后的状态。
能否将这些好的理念用在中小学教育评估体系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者初步做了一个调查,关于小升初的论文或报道,有大声疾呼者,有质问者,有冷静思考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论述或报道达到1500条,可想而知,社会各阶层对此的关注;而小升初+教学质量评估的搜索,则相对较少,可以说基本没有相关研究。
多数学者对目前的教育弊端做了较好的分析,如熊国英(2009)论述了择校的利弊,认为择校满足了部分家长的择校愿望,使更多的学生获得了在优质学校学习的机会;充分利用、开发了优质教育资源;缓解了对教育高质量的要求与教育经费紧张的矛盾。其中,比较认可所谓名校的“优质资源”。
唐俊超(2015)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认为小升初阶段的不平等最为严重,早期教育的公平问题必须得到更多重视。但问题的症结在哪儿,没有做过多的论述,仍然认可早期教育,认同疯传的“起跑线”,有了起跑线,就有超前教育,恶性循环产生,孩子之间的不对称的“战争”,就是超前学习与正常学习。刘超(2015)年研究了小升初新政,提出普通学校办成优质学校,让优秀师资流动起来,认为名校都是“优秀师资”。
戴汝潜(1992年)从技术层面上论述了中小学教育的评价标准,提出评价最终是为了新一代的健康成长,但如何评价却未曾涉及。杜治汉(2013)提出了两种评价方法,对以高分为导向的趋势没有进行阐述。在此背景下,是否有一个非高分的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国家相关机构早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但家长及中小学都两厢情愿的情况下,相互“合作”,家长拼命让孩子挤进名校,名校也想尽各种招数抢学霸,导致学区房火爆(郭鸽,2014),学区房房价变态上涨;特长生流行(郑若玲,2010),权钱交易屡抓不止,前腐后继;点招、坑班屡禁不止;课外班投资远超正常教育,到达疯狂的程度。作者感觉教育体系是不是生病了?病根在哪儿?没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从政府层面,虽然做了一些相关工作,但只是呼吁,口号性的呼喊,不具有实质约束意义,仍以高分至上:曾提倡过素质教育;有禁止点招;禁止择校,但这些都只是隔鞋挠痒,家长的名校情结、各校和培训机构的逐利趋使这些不能被完全禁止。
关于前几年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本来是一个好的导向,但不好量化,量化也具有一些人为性,愿望很好,却难以实施,最后也是一纸空文。李吉会(2001年)分析了中小学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几个理念问题,认为面对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困难和对课堂数学的疑虑,关键是要解决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六个理念问题。
近几年北京出台了一些政策,但仍感觉收效甚微。张旭(2015)研究了北京小升确已初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并提出通过体制创新促进新优质学校建设;完善学校布局调整,遏制高价学区房。近年来,北京市一些中学,在小升初的筛选中,加入了平时成绩的考查,这也说明,老师们已感觉到这种唯分数论有一定弊端,考查一个学生的能力需要其它一些参照,这是一个好现象。
作者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目前基本没有或只有错误的评估体系,高分第一是导向性的错误。因此,有必要重新组织力量对中小学教育评估体系做规定,定义人才培养标准、优秀教师标准,才能够彻底解决小升初、中考、高考所存在的问题。
2、不对称战争-超前学习
小升初、中考、高考如同多场战争,家长也累、孩子也累。
2.1 战争乙方-家长和孩子
“不能输在起跑线”(唐俊超,2015),可能地球人都知道,说白了,就是比同龄的孩子早一点学习,先跑。小学一年级时,课外班学习二年级或三年级内容;上四年级时,课外班学习五、六年级或初中内容;依此类推,更夸张的是,现在的一些坑班,培训机构,如学而思、高思、北大清华附中的坑班等,在小学四年级就学习数论,二元一次方程,集合论,排列组合,有些只有在高中或大学才学的内容,用来解决中小学脑筋急转弯问题。在小学,就必须掌握中学或大学的内容,如容斥问题、棋盘数列、有限排列问题等问题。这严重违背了正常的学习规律,这些知识的学习是用孩子的自由时间和父母的金钱换来的。
为了上名校,就得超前学习,“培优”,每个家长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家庭不宽裕的,就会输在“起跑线”了;家庭富裕一些的,这每年的近2-20万元的支出,对普通工薪家庭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的家长辞职在家做专职妈妈,协助孩子超前学习,个别夸张的家长为孩子同报六七个奥数班。家长付出了金钱和时间、孩子付出了自由时间。每年交给学而思、高思等培训机构及点招考试机构的学费5-20万。
于是整个社会家长和孩子组成了战争的一方,多数家庭倾全家之财力,通过培训机构、坑班让孩子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先跑”,以便去追逐“名校”。
为了名校,也有选择走捷近,如走特长生。各种器乐、声乐、舞蹈、艺术培训,多如牛毛。以器乐为例,买乐器,得由老师指定的或老师制作,比市场价贵数十倍,如一只笛子,市场上最好的50-200元,特长生培训者卖出的就是1000-200元,家长敢怒不敢言,这还算便宜的,一些大型乐器如古筝、大小号几万至十几万元;除了乐器费,还得一对一培训,费用由老师定;在小升初或中考时,到真正走特长时,家长还得给主考老师一大笔费用。走特长其实就是这些“名校”给少部分人留下的利益输送的后门。
在普通学校的学生占绝大多数,他们可能经济不宽裕或未随大流,没参加超前培训,或参加得少,也就是起步晚,后起跑,这些孩子中,难道就缺乏创新能力,就是差生?而上了名校的,以做题为生,奥数学习就是不停地练习做题技巧,语文、英语就是让孩子们海量记忆,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就具有创新能力?如何量化他们的智力水平?
以作者自身为例,作者作为一所大学的老师,按理说数学不差,妻子也是大学毕业,每天晚上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和孩子一起做题,孩子接收不了很多,需要我们代为做完后,以浅显的语言讲给她听,若她理解慢了,妻子则会和她吹胡子瞪眼地,甚是紧张,感觉时间太不够了。一道数学题,我有时得花上1-2个小时才能想明白。最近在协助孩子做作业时,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参加了一个坑班,里面有一些考题是只有中学或大学才学的排列组合问题。通过百度搜索了一下,它涉及到一个“无重复排列问题”,女儿看到公式Cnr=n!/[r!(n-r)!],她就兴奋了,认为能解决她的问题,于是她轻易地利用了大学里才学的排列组合公式做好的她的小学题。难道不成,我得教她高中、大学的知识?若这个公式掌握了,她肯定比同龄的孩子至少多做一道题,这就是所谓的提前学习,比别人先跑。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聪明的学生,因为后跑,被名校淘汰;普通的学生,因为先跑,可能被名校录了。
2.2 战争的甲方-“名校”
“名校”是战争的甲方,名校的学生在高考中表现突出是全民追逐名校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这些成绩不能完全归功于“名校”的师资力量,而是他们接收了大量超前学习的学生,而不一定是优秀的学生,是“赢在起跑线”中先跑的学生,也并不是因为名校师生真正的教学质量高、教学方法得当,才产生这样的效果。名校们也为了争夺优秀生或状元,不遗余力,甚至许以免学费甚至给奖学金的承诺,不亚于一场战斗。关于一个学校的教育水平,我国监管中小学教育的专家,是否做过这样的评价研究,除了看唯一的升学率外,有无真正的评价标准?若有是否在执行?只有天知道。
“名校”是不是该重新定义,名校的老师的水平真的高?是不是有一种评价体系,能让“名校”还原本来面目从而没人愿意去刻意追逐名校?个人认为,名校中存在较强烈的竞争环境,迫使学生更加努力,即所谓的名校有好的学习氛围,这的确是优势,虽然家长知道在名校学习时若怠学仍会被淘汰,但都认可他们。名校中让少数精英更精英,即使不是精英,也会由于自信而变成精英;普通学校的学生“成绩差”,也是造成知识和人群的异化。普通学校的老师,有大量的是很优秀的,但学生生活在与“名校”对比阴影下,则带着一种自卑,即使有灵性的学生,也被淹没在不自信中,老师喊天也不能憾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有创新的学生,也在这种非名校的暗示下荒废,被遗弃。普通学校的老师们更觉得怨,明明付出了较大努力,按成绩仍不比名校强,这又是一种不对称的竞争,在老师之间展开。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北大、清华、人大附少数几所“名校”,在海淀区总学生中是少数;钢院附中、地大附中、石油附中等中学,在整个海淀区中占多数,而这些多数的学校里上大学的比例却相当少。这是一种追求高分体制下,导致学习氛围差而产生的累积负效应,而并不是他们比这些名校的学生笨,老师的教学水平差。事实上,这些学生才是我国建设的主力军,应当加以重视;而这些名校里的“精英”,上完北大、清华后,出国留学且滞留不归为他国服务的比例相当高,或甚至直接去国外上大学,产生人才的流失。?在“北京大学2014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以官文的形式说到,“2014年我校本部本科毕业生共计2619人,出国(境)留学比例为32.65%”,即本科毕业2619人中,有855人出国留学,这样一个高比例,北大人以此为荣,占用重要的教育资源和国家投资却为他国做贡献,难道这就是成功的教育?全民的典范?
在全民追逐“名校”氛围中,名校们在维护自已的名声上大做手脚,坑班大量招人海选,淘汰落后的,留下超前学习的,几千人只点招二三百人;在坑班、培训机构点招到名校后,仍采用逐步多级淘汰制,留下好的,在中考或高考前将落后的去掉,保证“升学率”100%,这都是潜规则,家长们都知道,可人人禁不住“名校”的诱惑。
当然现在也不乏一些真正的名校,前述名校均得加上引号,他们在考核招收学生时,并不是看其现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量,而是通过现场教授全新知识,看学生的学习、创新思维能力,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3、学习加速度-增量评估标准
华盛顿协议(方峥,2013)是评价多数,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若将它应用在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评价体系中,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作者在网上做了搜索,目前关于大学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研究较多。对于中小学教育,却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拟这此问题展开,以期解我国中小学教育之困。
作者提出增量评估标准,其核心在于,评价学生的学习加速度,评价接收新知识的能力。用公式表达如下:
S=G*(1-Z)+△G*Z
其中S为评价标准,即总得分,G为考试成绩,△G为成绩增加量,Z为增量所占的权系数,若Z=0,则△G不起作用,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唯分数论;若Z=1,则为纯粹的增量评价体制,以学生成绩的增量程度作为评价标准。在增量评价体系中,不在乎学生现在掌握多少,而在于他的学习能力,在相同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的多少。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因为传统的科举制度,高分至上制度面落榜,但他们后来仍有重要贡献,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原因在于传统的评价体系下他们被漏掉了。若采用这样增量评价标准,就能够合理的挖掘人的潜力,让普通学校有生机,让“普通生”、后跑者充满自信,让名校的光环消失。
例如,有两个学生A和B,A进了名校,进校成绩是90分,经过了3年在名校的学习,老师毫不费力的让学生达到了92分;而另一个学生B入学成绩是60分,在一个普通学校,同样是3年的学习,通过老师的精心辅导,得到85分。学生B应该算优秀,虽然在现在赶不上名校学生A的92分,但这个学生及教他的老师最应该受到尊重,若将现行评价体系中权重Z=0修改为Z=0.5甚至Z=1,则是天平会偏向于他们。B在接收新知识的能力上可能比A强,只是他后起跑;A的目前的分数比B高,但在接收新知识的能力或创新力不一定比B高,只是他先跑了,按绝对分数(权重Z=0),他是赢了,用这种绝对分数来比,他是胜利者。从老师角度,同学A所在学校的老师,可以不用太细心地去琢磨教学法或素质教育,很轻松的让学生提到了92分,老师的付出不一定比教同学B的老师大。若真是这种情况,名校还值得尊重和追捧吗?
以这种增量评估标准,在相同时间内,按学生学习成绩的增加量来评优,由教育部出台政策,对进步大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给予奖励,会出现以下情况:人们不会关注一个学校有多少个100分,多少个99分;名校的老师不会刻意去点招超前学习的,如A,因为A的成绩很好了,已没太大提升空间,他已有能力掌握小学或中学他应该掌握的、教育部规定的内容;名校或普通学校会更愿意去关注后起跑的多数群体,类似于学生B,他的提升空间大,让他们自信地,且随时有奖励地去学习;超前学习将被淡化,名校情节被淡化。因此,增量评估才是一个唯一合理的评价标准,是一种政策性的导向。
综上所述,成功的教育是比增量,即在同等学习期间内,通过教师好的教学方法使他们掌握新知识所能达到的水平。采用增量评价标准,对学生的评判,对教学质量的评判,是以学生新学知识及掌握程度来评价。让多数人得到应有的教育,让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同学在增量评价中找到自信,崭露头角。
一个美好的愿景是,在这种增量评价标准下,名校不会去抢先跑的学生了。他们可能会更多地去关注那些真正机灵、有潜力的、有上升空间的学生,不在乎他们是先跑还是后跑。这时素质教育就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素质好的学生成绩提升空间肯定大;普通学校不会注重他目前是不是有好的成绩,不同的学生都会受到公平的待遇,各类学生都有了信心,这也是暗合了华盛顿协议所推崇的多数评价原则。所有的学校都会转向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而不是单纯的为考试多做题;也没人愿意择校了,但会选择那些真正的有水平的学校。那些课外培训机构、为上名校的特长生培训、坑班培训也就没有市场了,从而家长的每年的支出就少得多,这也解决了坊间常念叨的“中国的教育如此昂贵”这个死结;特长生会在真正有兴趣时才会去做,而不是为了单纯的升学。让这场孩子之间因起跑不同而产生的不对称的战争、家长与名校之间的不对称的战争,变成一场公平的能力的竞争;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的口号消失;全民大PK和全民燥动将成为过去。每年家庭的这种昂贵的超前教育额外投资省掉了,缺点是,这会让我国的GDP拉下好几个百分点,这是作者的一个灰色幽默,但也是一种无奈。
4、结论
通过分析认为,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核心在于超前学习,由此产生了三种不公平的竞争,作者称之为不对称的“战争”:超前学习与正常学习的学生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家长与名校之间的不对称的地位、名校与普通学校间的竞争。提出我国的教育需要建立完善的增量评估体系,并建议建立增量评价标准,以一段时间内学生的进步大小占较大权重,来评价学生的进步和教师的教学水平。这样,家长会看中哪些学校真正能让学生进步,而不再去片面追求高大尚的“名校”,“名校”也不会再刻意去点招最高分的先跑的学生。优秀的学校不一定是名校,普通学校不必纠结是否是后起跑的学生,教育资源也无需象一些专家说的需要重新分配,因为本身“名校”并非因为师资力量明显强于其他学校,而是评估体系存在问题;没有名校,就没有学区房的疯狂;特长生将不再火爆;坑班将失去生存空间;培训机构回归理性。这样可能会降低一些GDP,但也顺应了习近平主席的教育新常态思维吧。
增量评价体系要实施起来也不难,每年每学期都有各城市里全区或全市的统考,和前一次的成绩做对比,挑出进步状元,鼓励进步大的学生、任课老师和学校,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从政府层面做导向,而不是一味宣传第一名,让每个学生都有自信,且认为自已有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王孙禺,《华盛顿协议》及其对我国工程教育的借鉴意义,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1:10-15
李吉会,中小学素质教育课堂教学评价的几个理念问题,教育科学研究,2001,1:32-36
郭鸽,论学区制引发的“学区房热”现象分析,社会视点,2014,466(20): 221
郑若玲,自主招生改革何去何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月,49(4): 135-142
熊国英,小升初择校:老问题新趋势,BKJJ,2009/12A旬刊:9-11
刘超,小升初新政:新药能否解旧疾,春城晚报,2015.3: 31
唐俊超,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会学研究,2015.3:123-145.
方峥,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国际化之路—成为《华盛顿协议》预备成员之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6): 72-76
戴汝潜,中小学教学质量评价方法改革综述,人民教育,1992:52-53.
杜治汉,中小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方法研究,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3(5):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