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摘 要:教育制度变革策略是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智慧和艺术的运用，是一种政治过程以及教育过程。结合国内外的教育制度变革行为，教育制度变革可以采取如下策略：权力—强制变革; 重视说理工作，积极争取支持力量; 尊重教师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主动性、激励教师的创新精神; 充分利用群体成文的制度规范与非成文的制度规范; 选择有利的变革时机; “力—场分析”、传播试探性信息与“闪电战”; 必要的妥协; 正确处理好教育制度变革与教育制度稳定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教育制度；变革；策略
  Abstact: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strategy i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the use of wisdom and art, is a political process, and education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behavior,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can adopt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power - mandatory chang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asons things out the work, actively strive for the support strength; Respect for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initiative, inspire teachers' spirit of innovation; Make full use of the system of group written specifications with the written system specification; Choose the advantageous change timing; "Rio - field analysis", spreading tentative information and "blitz"; The necessary compromises; Correctly handle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and stabl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Education system; Change. strategy 
  策略的概念包括下面三个观点：把各种要素组成一个融会贯通的整体；估计在事物开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偶然事件；具有面对这种偶然事件而加以控制的意志。概而言之，即组合因素、概率因素、意志因素。可见，教育制度变革策略的目的就是要把教育制度变革转化为一套视条件而定的决定，根据将来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决定所需要采取的行动。
  所谓教育制度变革策略，指的是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智慧和艺术的运用，实质上它也是一种政治过程以及教育过程。作为一项异常困难的教育行为，教育制度变革要求教育制度变革者运用高超的智慧和技巧，树立全局意识、全面观点，采取灵活的策略，加以妥善处理。结合国内外的教育制度变革行为，教育制度变革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一、权力—强制变革
  一般而言，所有的合理性、理智、人际关系在影响教育制度变革的能力上，都不及直接运用权力的效果好。权力—强制变革策略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者对这样一种已感觉到的需要——教育制度变革应该借助权力——强制性，全面、迅猛地影响到教育组织结构、教育组织成员、教育组织的规则和技术所做出的反应。在教育制度变革的问题上，权力—强制变革的策略主要有：一是通过使用（或扬言要使用）制裁手段以迫使抵制教育制度变革者屈服。那么何谓制裁呢？凯尔森指出：“一旦某项命令未得到服从，或者（用相应的表达方法）一旦某项义务未得到践履，那么就很可能会招致灾难，而这种灾难常常被称之为制裁，或称之为强制服从。”[1]（P360）人们之所以规定制裁，其目的就在于保证教育制度命令得到遵守与执行，就在于强迫“行为符合业已确立的秩序”。一般来讲，制裁是由政治性的政府机关或教育行政机关加以执行的。在迫使抵制教育制度变革者屈服的各种执行手段中，有行政处分、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的“利益”或监禁等惩罚手段。二是调整掌权者的人员结构，加快教育制度变革的进程。罗伯特·钦和肯尼斯·贝恩曾指出：“我们的社会具有一种权力结构，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只有相当有限的一些团体拥有影响变革的强大力量，决定让事情发生，或不让事情发生。人们不再把现存的权力结构看作是固定不变和不可避免的了，而是觉得有可能改变这种权力结构。要是我们改变了现存的权力结构——无论是把权力移交给新人，还是使权力平分到更多的人手中——那么就可能实现新的目标。”[2]（P257）一旦对现存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调整或改变，教育制度变革的阻力会随之减少，教育制度变革的进程亦会加快。
  二、重视说理工作，积极争取支持力量
  为确保教育制度变革的顺利进行，教育制度变革者既要敢于承担责任，又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正如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所说：“我相信……领导能够像组织的顾问那样成功地工作。我想我可以避免成为‘老板’。我猜想我是在不知不觉地希望躲避做出艰难决定的那种令人不快的必然性，躲避为在众多不确定选择中采用某一行动方针而负责，躲避犯错误及为此承担后果。我想我能够这么去做，以使人人都喜欢我——‘良好的人际关系’将消除所有的不和谐与分歧。我不该犯更多的错误。经过若干年后，我最终开始认识到，一个领导不仅不能避免行使权威，而且也不能回避对组织发生的一切所负有的责任。”[3]（P227）其次，教育制度制定者、变革者应重视做好说理工作，消除人们的抵触情绪，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以便在教育制度变革问题上求得人们的认可、支持。同时，通过有效的说理工作，最终使人们明白和确信：教育制度变革并不是某些教育机构或个人前途的丧失，教育利益的损失，而是改变劣势、寻求发展、迈向成功的新机会。伦恩伯格、奥斯坦曾指出：“减少变革阻力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是邀请将会受到变革影响的人参与到变革的规划、设计和完成中来。对这种方法成效的解释至少有三种：（1）当受变革影响的人规划、设计和变革时，新的观点和信息会随之产生，这些增加了的信息会增加变革的有效性。（2）参与能够建立起员工对变革的认同感，这样，变革就能够成功地完成。（3）通过让员工了解变革的本质和结果，既可以减少员工对变革的无名恐惧，还可以破除关于变革的谣言。”[4]（P191）
  三、尊重教师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主动性、激励教师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上看，任何有计划的教育制度变革总是要依靠教师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说，教育制度变革的进程时时要受到教师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教师的态度最终决定着革新的成败”。纽伦曾说：“就学校而言，教育的实际进步几乎完全控制在全国百万名教师的手中。尽管学校的社会成分和学校管理方法等因素也会造成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但‘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校’的古训是确信无疑的。管理主要依靠教师。”[5]（P170）不仅管理靠教师，教育其他方面的任何变革都得依靠教师。如果教师在思想、态度上能够接受某一项教育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变革的进程将会容易发动和进行。然而，教师对待教育制度变革乃至变革的态度仍需具体分析。联合国所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就这一问题提出过报告书。据称：教师因为知识水平较高，比其他人更容易求全责备，对待新思想尤其如此。从心理的角度来说，他们倾向于拒绝威胁他们工作稳定的革新；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他们要求提供教育理论尚无法提供的证据；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他们把从外界发起的变革看作是对他们职能所及领域的侵犯；他们对于不向他们请教、未顾及可能产生的困难而从教育过程之外采取的决定感到恼火。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教师对教育制度变革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在现实教育生活中，教师因为面临着太多的教育制度变革，所以只好借助经济学的方法来评估某一项教育制度变革。
  四、充分利用群体成文的制度规范与非成文的制度规范
  充分利用群体成文的制度规范与非成文的制度规范，以寻求支持教育制度变革的力量。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千万不能忽视部分成员的反对与抵制作用，一些小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后果。“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看似一句古老的大白话，却蕴涵着素朴的真理。西方社会称作“蝴蝶效应”的说法与此类似，马里奥曾这样论述“蝴蝶效应”：如果得克萨斯州蝴蝶翅膀的扇动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芝加哥的气候形态，那么一个人嘴唇的上下扇动，或者其看似无害的决定、偶然的行为，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组织未来的命运……而且的确如此。[6]（P53）即使部分成员反对与抵制的声音很小，但是小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积累，它们也是能够被拉长到转换点的。我们都听过“压垮骆驼背的稻草”这个谚语，即使最后添加在骆驼上的负担是很小的，但这累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总有个临界点，也就是承受的限度，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不管达到这一限度的速度是如何慢或如何递增，最终将导致教育制度变革功败垂成。诚如波拉克所说：“从生理学或心理学上讲，我们都无法注意到加在巨大迅速变化上的那些微小缓慢的变化。‘不要拿小事来烦我’这句熟悉的格言表达了人们有以下自然倾向：关注现在正发生的大事，而不是长时间发生的微小变化，即使这些不断增加的微小变化也许最终具有一个大的影响。群体制度规范让成员知道自己在特定情境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五、选择有利的变革时机
  一般而言，机遇对教育制度变革的顺利展开至关重要，而在罗素看来，“所谓机遇系指碰巧会发生重大作用的琐事。”[7]（P201）的确，选择恰当的时机是教育制度变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教育机构一定要寻找恰当的“转移公众注意力”的时机，将公众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另外的事件，以降低公众对某一项教育制度变革的关注度，进而减少教育制度变革阻力。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教育机构，还应将主要精力、注意力集中在陈述现存教育制度的不完善与危害上，并向人们展示一个变革教育制度后的美好前景。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经过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建立并实行了由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管理、统一考试招收学生、国家包上学包分配工作这样一种体制。简要地说，这种“一包二统”的高教体制与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并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这种“一包二统”的高教体制明显地与新的形势不相适应，存在着诸多弊端。诸如政府包揽办学，投资办学渠道单一；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学校办学经费紧张；政府举办和直接管理高校，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和延伸，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造成学校管理机构重叠、管理队伍臃肿，缺乏活力、效益低下；办学力量分散、重复设置、规模偏小；多科性、综合性院校和单科性院校比例不合理；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办学条件差，整体办学实力弱，等等。既然“一包二统”的高教体制有这么多的危害与弊病，该项教育制度的变革自然会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
  六、“力—场分析”、传播试探性信息与“闪电战”
  所谓“力量博弈”策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知己知彼策略。一般而言，在一项教育制度变革的全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的“力量博弈”周期。早期阶段，当只有少数几个思想先驱者认真思考甚至实施教育制度变革时，抵制、反对的力量异常强大，“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造成教育制度变革，教育制度变革的倡导者被视为怪物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家。第二阶段，某种支持教育制度变革的力量开始显现，“赞成”和“附和”的力量泾渭分明，战斗的界限已划分出来。第三阶段，当抵制教育制度变革的力量被动员起来，对自命不凡的教育制度变革建议加以否决时，战斗开始了。教育制度变革的支持者常常惊愕不已，往往为反对者的顽强抵抗所压倒。教育制度变革的展开有赖于一股基本力量，来战胜反对者。如果教育制度变革的支持者在第三阶段取得了胜利，第四阶段就会呈现如下特点：对教育制度变革的支持汇成新出现的变革高潮，“在那个阶段，残存的抵制将被视为冥顽不化、藏头露尾、惹是生非的讨厌东西。在这个时期（形势逆转），危险仍然存在着。”[6]（P420-421）因此，在实施教育制度变革时，必须斟酌教育制度变革每个阶段的“政治情境”、“力量对比”，即了解每个阶段赞成或抵制、支持或反对教育制度变革的社会力量的多寡、所持的立论基础、所获得的支持程度及可使用的资源等。这就需要加强社会调研，及时获取反馈信息以了解民众心态，估测所涉及的地方和利益团体的影响、损失程度，从而做到心理有数，沉着应对，削弱反对势力，扩大支持基础，顺利实现教育制度变革。
  七、必要的妥协
  在日常性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如果说人们对宽容还能持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即使他们并未从制度层面去思考和看待宽容问题，他们大多还能把宽容看作一种宽宏大度的美德，然而对于妥协，人们则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把它与道德上、意志上、信念上、政治立场上不坚定、软弱甚至变节联系在一起加以否定。诚如科恩所说：“有的人认为，自觉接受妥协，作为一种政治方法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他们说既然知道——或至少是坚信——自己的原则完全是正确的、公正的，却要妥协，那是虚伪，因此是错误的。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可望胜利，而任何妥协的倾向都将有损坚持。”[7]（P184）在此，对于“自觉接受妥协，作为一种政治方法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主张，科恩并不敢苟同，并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他说：“你认为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公正的，但同一社会内别人也可认为并坚信他的原则，与你针锋相对的原则，是正确的、公正的，这二者是互相抗衡的。”[7]（P184）因此，妥协观念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况且，现代社会生活在客观上需要妥协，妥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达致秩序的重要机制。“任何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要用大家都完全满意的办法来解决，那是很少有此可能的。”[7]（P182-183）
  八、正确处理好教育制度变革与教育制度稳定的相互关系
  正确处理好教育制度变革与教育制度稳定的关系，对于促进教育制度变革具有重大的作用。因为，无论是教育制度制定者还是教育制度执行者，大都非常重视教育制度的稳定性，担心旧教育制度的终结与新教育制度的出台会使人们产生教育制度多变的错觉，往往难以做出决断。即使是做出了决断，在实施教育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也是顾虑重重。因此，处理好教育教育制度变革与教育制度稳定的关系，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
  一般而言，我们只有以潜在的教育制度稳定为背景才能充分地认识与理解教育制度稳定与变革的关系。苏格拉底前希腊哲学中关于变易的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分析此问题大有裨益。赫拉克利特学派被说成为主张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即世界上一切事物在所有方面都是经常变化的。但赫拉克利特自己完全清楚，一切事物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时时都在变化。所有方面的无所不在的变化只会出现混沌，必须有某种规律性才能把变化理解为变化，所以，为了假定变化是以秩序为支承的，他倚靠理性，认为理性在这变易的世界中是永恒的。于是，他选择了火作为普遍要素的象征——火是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动状态的，然而火总是火，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就缺乏这种眼光，以否认任何稳定性的存在而闻名，因此，也被迫否认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流意见的可能（可能性）。面对变化与稳定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应具有灵活性，不仅仅是对各种教育制度变革应作好容忍的思想准备，而且有更积极的意义，即愿意看到教育制度处于不断改变、变革之中，乐于使自己的生活与之协调。“当然，灵活性并不意味着单纯为了教育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对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即完全有理由进行变革时，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持墨守成规的立场。“具有灵活性的公民可能尊重过去的传统，但不崇拜他们。如果客观环境有新的发展要求改变时，他即乐于加以改变。” [7]（P181）
  参考文献：
  [1]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 伦恩伯格、奥斯坦著，孙志军等译.教育管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3] 罗伯特·G·欧文斯著，窦卫霖等译.教育组织行为学（第7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E·马克·汉森著，冯大鸣译.教育管理与组织行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5] 埃里希·弗罗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6] 迈克尔·富兰著，赵中建译.教育变革新意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7] 托马斯·J·萨乔万尼著，冯大鸣译.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王娇娥（1976-），女，湖南邵阳人，安顺学院特殊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