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摘 要:鲁迅的悲剧小说是鲁迅作品的精华。探究其悲剧小说的美学力量，理解其伟大意义，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一、震撼灵魂的意蕴美；二、“曲终”不“奏雅”的残缺美；三、并非全是“怒其不争”的冷峻美。
  关键词:鲁迅 悲剧小说 美学意义
　 鲁迅作品的很大组成部分是悲剧小说。其悲剧小说的内容主要是反映中国贫苦农民的悲剧、中国劳动妇女的悲剧、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和中国旧民主主义者的悲剧等四方面。我们如何进一步探究这些悲剧的美学力量，理解其悲剧的伟大意义，纠正“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鲁迅《坟·论睁了眼看》）的错误认识，这是语文教学必须解决的问题。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是对悲剧内涵的精确概括，也就是说，悲剧是对人生的积极价值的粗暴否定。为了摧毁禁锢人们思想和意识的千年铁屋，鲁迅凭着投身民族文化改革的崇高责任感，为我们描画出一幅又一幅悲剧图画，将个体生命的全部意义融于悲怆的民族希望之中。
　　从美学的观点关照，鲁迅悲剧性小说的美学意味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得到呈现。
  一、震撼灵魂的意蕴美
  鲁迅小说表现的都是凡人悲剧，而非英雄悲剧。欧洲古典作家认为悲剧的主角必然是英雄豪杰，以为这样才能表现崇高壮美。鲁迅一反过去的审美趣味，他认为“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鲁迅悲剧的主角都是社会上的弱者，是社会最底层最没地位的农民、劳动妇女、贫苦市民和普通知识分子。他们既非英雄，也非传奇色彩；悲剧情节没有特殊事件，更没有人为的偶然与巧合。其悲剧的共同特点是平常的人，平常的事。但这些悲剧主角的悲剧却都令人战栗震惊并饱含着丰富的意蕴。
　　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以其高超的艺术敏感力和政治洞察力认识到英雄悲剧的片面和狭隘，更重要的是英雄悲剧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的本质和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认识到平常悲剧比英雄悲剧更有高度的真实性、可信性，更能有力地揭示社会的本质，更有悲剧深度。鲁迅的平常悲剧之所以具有很大的启蒙力量和惊醒力量，就是因为它能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极平常的而又带有社会本质意义的现象中发现不平常的社会真理和艺术对象，并创造出具有巨大美学力量，震撼灵魂的最典型的平常悲剧。鲁迅认为人的生命的无端丧失是最大的悲剧，作品多写社会底层和小人物之死。《狂人日记》中的小妹，《药》里的华小栓，《祝福》中的祥林嫂与阿毛，《在酒楼上》里的三岁小弟，还有《明天》里“长大了也要像爹一样卖馄饨”的宝儿。作者是在用这些活生生的形象控诉旧中国的落后，麻木与腐朽，是希望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在死亡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得以再生。这些悲剧取材于平常的人，平常的事，主角都是弱者。就是因为“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
　　平常悲剧恰恰是道破了这种“很不容易察觉”的，人们所忽略了的不幸和死亡，使人们惊醒与振奋起来，正是平常悲剧比英雄悲剧具有更大美学力量之所在。
　　鲁迅曾说：“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且介亭杂文末篇·写于深夜》）。鲁迅悲剧就是将这“谁也看不见的地狱”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认识到这“极平常的”，却被东方文明的脂粉抹着的中国社会，乃是一个比但丁笔下的地狱更“惨苦”的吃人地狱。
　 二、“曲终”不“奏雅”的残缺美
  我国传统的悲剧都是“曲终奏雅”的团圆主义文学。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一个报应。于是乎《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大团圆，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也善恶各有报应，连曹雪芹的《红楼梦》在高鹗手中也出现了贾府复兴、兰桂芬芳的团圆结局等等。这种团圆主义的消极影响直到今天并没有消除，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看不到大团圆结局心里就不舒服，作品就不完美。
　　而鲁迅悲剧就是“曲终”不“奏雅”，就是让人们看到美的毁灭，感到心的凄凉和悲哀，从而“惊醒几个较为清醒的人”，去推翻这“铁屋子”，去掀翻这“吃人的筵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残缺之美。如《祝福》的祥林嫂、鲁四老爷并没有善恶之报应。《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也没有大团圆结局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悲剧的战斗力量就是从这“曲终”不“奏雅”的反团圆主义中显示出来的。他认为“曲终奏雅”无非是粉饰黑暗的社会，让人们在黑暗社会面前盲目乐观，自我麻醉。其弊病是这个粉饰社会缺乏现实依据，违背了生活的逻辑。
　　悲剧的深度和美学力量存在于真实性之中，任何虚伪和粉饰都无法揭示社会之本质。因此，鲁迅悲剧首先在于真实，它无情揭露社会的黑暗，而又把这社会的黑暗作为悲剧冲突的背景，进而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和人物悲剧结局的必然性。通过美的毁灭而显示美的力量，这也许是鲁迅小说大多是悲剧结局的原因所在。反映了鲁迅具有前人不能有的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暴露社会丑恶的现实主义的胆魄。
　　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其悲剧尽管有浓重的黑暗和悲凉，但却包含着“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无题》）的希望。在《故乡》的结尾，我们听到了深沉而有哲理的独白；在《药》的结尾，我们看到了革命者夏瑜坟上的花环。因此，鲁迅悲剧是悲剧性与自觉的乐观性高度统一的典范之作。
  三、并非全是“怒其不争”的冷峻美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常常用冷峻的笔法来表现自己的思索，能够在沉郁、舒缓的笔调中从容镇静地表达经过深思熟虑提炼后的内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出自鲁迅之口，但并不完全概括鲁迅创作悲剧人物的意图。仅用这肤浅的概括来理解、分析鲁迅悲剧，会很大程度地曲解鲁迅的悲剧观，削弱鲁迅悲剧巨大的战斗力。
　　鲁迅说过：“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叨唠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把悲剧之源准确地归咎于“黑暗的主力”，即造成主人公悲剧性格的社会，而不是“弱者”的“不争”。其实，悲剧主人公未尝不争。祥林嫂就“争”过多次：外逃做工、被逼再嫁撞香案、捐门槛赎罪、临死前三问等。闰土崇拜偶像与辛苦劳作、孔乙已的自命不凡、阿Q的自尊自大等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被社会扭曲变态，并与之进行苍白无力的抗争，更不消说以血荐轩辕的夏瑜了。
　　在鲁迅悲剧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直接的凶手。《祝福》的鲁四老爷不曾像刘文彩一样打骂祥林嫂，而我们看到的是整个社会都在参与悲剧的制造，婆婆、大伯子、小叔子、柳妈等，“几乎无事”地参加了悲剧的制造，有意无意地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祥林嫂的抗争在这强大的封建礼教的罗网面前能有多大的效果呢？我们不去“怒”悲剧的制造者，却来“怒”祥林嫂的“不争”，这太不公平了。鲁迅的高明之处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令人心悸的社会现实，从而去认识封建礼教对中国人民的毒害，认识到反封建的艰巨性。这巧妙的艺术处理，使人们信服地感到主人公之死不是自然之死、偶然之死，而是必然之死。是社会的绞杀。
　　因此，我们在对主人公“哀其不幸”时，大可不必“怒其不争”，而应当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制造悲剧性格的社会——人吃人，人吃人却不知在人吃人、人吃人却以为在帮人的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封建伦理道德。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鲁迅悲剧小说深层的美学意义。
　　总之，鲁迅先生的悲剧性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特色的，有着浓重的美学意味。他以其朴实而自然的本色，撩开生活的面纱，展示其耐人寻味的一面；他以其丰富深刻的内蕴，开掘出生活的矿藏，展现出深层的内核，其深厚的意蕴赋予了作品极大的意义。其悲剧氛围的营造既有吸收，又有创新，其深刻性、冷峻性显现了鲁迅小说创作的厚度和力度。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文学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3]林志浩.中国现代文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4]王一川.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黄泽芳，男，1963年6月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职于广东省阳春市教师进修学校，讲师。